说“同性恋倾向”会传染，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道德判断，即认为同性恋倾向是疾病，或者至少是不好的。君不见亲友们强迫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的时候，没有人说“异性恋倾向传染”。不过笔者希望暂时先讨论一个科学话题，即同性恋倾向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社会接触获得。

 

    在6月26日，也是美国同性恋者发动反对政府压迫的“石墙暴动”的46周年前夕，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决美国宪法保障同性婚姻的权利。就此，美国成为了第21个，也是人口最多的全面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这项历史性的裁决，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笔者听到了许多反对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的理由。其中一条是：合法化同性婚姻，不仅是从法律上支持同性婚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府全面支持和保护同性关系、同性家庭的象征。而支持同性恋可以导致同性恋倾向广泛地传播开来，让本来的异性恋人群“变成”同性恋。这一条理由并非仅仅是国内讨论的议题而已。它也被写在了许多国家的法律中。

 

    比如说俄罗斯的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分发关于“非传统的性关系”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被定义为“用以导致未成年人形成非传统的性倾向，被非传统的性关系所吸引”等等的材料。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立法者相信同性恋相关（包括同性恋平权运动，同性恋知识）的材料可以改变未成年人的性倾向，并且因此对他们有害。

 

影星Tilda Swinton在莫斯科红场举起彩虹旗，对俄罗斯政府的反同政策表示抗议。

 

    首先，说“同性恋倾向”会传染，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道德判断，即认为同性恋倾向是疾病，或者至少是不好的。君不见亲友们强迫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的时候，没有人说“异性恋倾向传染”。不过笔者希望暂时先讨论一个科学话题，即同性恋倾向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社会接触获得。

 

    许多人说：“当然啊！”诚然，伴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我们似乎觉得身边的同性恋者也越来越多了。盖洛普（Gallup）的调查不定期地询问受访者：“你是否有任何朋友、亲属或者工作伙伴亲身告诉过你他们是同性恋么？”历史数据显示，在1985年，有24%的受访美国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到了1998年，给予肯定答复的比率提升到了37%。到了2009年，这个比率是58%。而到了2013年，这个比率是75%。而根据皮尤社（Pew Research）的调查，有87%的受访美国人称他们认识同性恋者。23%的受访者称他们认识“很多”同性恋者，44%称他们认识“一些”，而仅有19%称他们仅认识一两个同性恋者。

 

    也就是说，从观感而言，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人都会觉得身边的同性恋者突然多了起来。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导致同性恋这种“传染病”不受控制地传播开来，还是因为社会更加包容和开放，使得同性恋者们更加愿意，也更加能够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限于篇幅，让我们考察一下三种常见的所谓“同性恋倾向传播途径”。第一种常见的所谓“传播途径”是透过青春期的同学、朋友关系传播。这种说法既常见于父母教育孩子不要跟同性恋者一起玩耍，也常见于同学、朋友之间认为青春期可以改变自己或者他人的性取向，所谓之“掰弯”或者“掰直”。由于这种说法的广泛性，不少研究者已经对这个说法进行了积极的研究。

 

    在此列举一例。在发表于2013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研究者使用了《美国国家青少年健康长期研究》的数据。这份调查使用了一份有代表性的，7-12年级的青少年的样本，并且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详尽的跟踪研究。以这份研究数据为蓝本，研究者们使用电脑软件分析了将近一万五千名青少年的社交网络。

 

    这份社交网络分析显示，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和渴望恋情的概率均严重和周遭朋友的情况相关。身边每有一个朋友发生性行为，受调查者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上升平均79%。同样的，身边每有一个朋友渴望恋情，受调查者渴望恋情的概率上升平均169%。虽然这是相关性研究，但是结合我们的日常经验，不难想象在社交网络里，我们无论是具体的性行为还是对恋情的渴望，或多或少受到朋友们的怂恿、劝诫或者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愿意和有相似性行为经历、相似感情渴望的朋友交往。这都不令人意外，同时也一定程度说明了这份样本的代表性。

 

    但是到了同性恋倾向这一问题，数据就十分有趣了。社交网络分析发现，青少年受到同性吸引的概率和身边的朋友是否受到同性吸引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相关性几乎为0，相关性不显著）。研究者把这一万五千名青少年按照种族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结果发现，在拉美裔、非裔、亚裔等的青少年群体中，统统都没有发现任何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相关性几乎为0，相关性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样本中受到同性吸引的青少年和不受到同性吸引的青少年互相抱团，互相隔离，因此没有“传染”的机会。社交网络分析显示，这份样本里并没有任何抱团的迹象。不同性倾向的青少年们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换言之，在这一则，以及多年来其他种种的研究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同性恋倾向可以通过青春期的同学、朋友关系传播。

 

    那么，同性恋倾向是否会通过父母，通过家庭教育，向下一代传播呢？被同性恋家庭抚养长大的子女，是否更有可能是同性恋呢？

 

    早在1989年发表的一份对当时研究的文献综述中，研究者们就发现，所有当时的研究都显示，没有证据支持是否由同性恋家庭抚养长大会影响子女的性别认同或者性取向。而在1997年发表的一份对现有研究的综合研究中，研究者们收集了多年来，总计包括了约600名受试儿童的数据。数据整理发现，是否由同性恋家庭抚养长大和受试儿童自己的性取向之间，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相关性几乎为0，相关性不显著）。在2002年，儿童和家庭心理健康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也称，目前所有的研究都显示，没有证据支持是否由同性恋家庭抚养长大会影响子女的性别认同，社会（性别）角色或者性取向。

 

 

    最后，说说广泛意义上的影响。不说父母和亲近的朋友，说说广义上的社会文化社会风气。它们是否会影响性取向呢？是否包容的环境，同性恋群体的高可见度，以及同性恋群体的宣传可以传播同性恋倾向呢？

 

    如果说包容开放的社会可以助长同性恋倾向的传播，而积极打压，或者至少是不张扬低调的默许可以减缓或者制止同性恋倾向的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个可以被科学检验的假设：即在经济、文化水平类似的国家里，对于同性恋态度包容程度越高、包容历史愈久的国家，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口的比例也就应该越高。

 

    这个假设，早在1993年就被系统地验证过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欧洲。丹麦是欧洲对于同性恋最为包容的国家之一。但是在1988年对丹麦女性随机抽样调查中，总计625名受调查的女性里，仅有2名表示有过同性经历（这里包括性接触也包括非性接触）。（如果你认为受访者仅仅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同性经历，那么，在同一份调查中，有超过20%的受调查女性承认自己有婚外恋情。）与此相比，同时期在英国的调查显示：9%的男性和4%的女性有过同性经历。同时期在荷兰的调查显示：12%的受访男性有过同性经历。一样是同时期的调查，4.1%的法国男性和2.6%的法国女性表示自己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性行为。也就是说，在1980-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中，对同性恋一直最为包容的丹麦同时拥有最低的同性经历的比例。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亚洲。众所周知，泰国是亚洲诸国里对同性恋最为包容的国家之一。一份1992年对泰国的调查显示：3.3%的受访泰国男性和1.1%的受访泰国女性有过同性经历。按照同性经历的比例排名，泰国和菲律宾等对同性恋十分包容的国家一道，在同时期的亚洲诸国的同性恋调查中垫底。

 

    上述的论文发表于1993年，距今已是20年过去。所以不用担心，大量研究者重复验证了上述的假设。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包容的文化和风气可以导致同性恋倾向在人群之中“互相传染”。

 

    好了，上文简单地总结了一下当下关于同性恋倾向是否会“传染”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众口一词，都称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同性恋倾向可以通过后天习得。对于身边的同性恋者越来越多这一观感更好的解释是：社会风气使得越来越多人可以公开地、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和生活，不再需要隐藏或者欺骗自己和他人，在压迫中过活。

 

    要注意的是，上文说的是“我们没有证据”。严格而言，没有证据和不存在并不等同。打个比方，说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距离地球一万光年外有一颗完完全全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但是这不意味着一万光年外就没有那么一颗星球。而在统计学的语境下，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或者没有证据可以推翻零假设，更加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从社会的讨论和法律的正义而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想必也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