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不端行为，在美国，我们有标准程序去解决。比如，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我们会让学校知道，然后由学校出面进行彻底地调查和处理，最终公示于众”

　　这是个可爱的老头，早饭吃到尾巴根上，助手告诉他，45分钟后就要去昌平参观新建的CDC(中国疾控中心)了，期间还有记者在等着与他谈话。

　　“好，等我吃完我的酸奶。”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头发灰白、个头魁梧、带着圆溜溜的黑框眼镜的老科学家迅速用小勺吃光小杯的酸奶，擦擦嘴巴，端一杯咖啡快步向大堂休息室走去。

　　他深吸口气，后背笔挺——访谈将在那里进行。

　　发展独特的方法得到独特的结果

　　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科学》杂志现任主编、前美国科学院院长，还是著名的生物学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编著者，那本书是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分子生物学教科书，已修订了5次，是无数生物系学生的必备教材。

　　1938年出生于芝加哥，在哈佛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在普林斯顿作了5年助教授、3年副教授，最终，艾伯茨顺利拿到终身教职。年轻时的艾伯茨几乎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科学家的完美历程而生。然而，他自己最喜欢提到的，却是学术生涯中的一次尴尬。在一篇写给《自然》杂志的小短文里，他介绍说，博士毕业时，答辩委员会拒绝授予他学位。

　　本科毕业时，论文稍微改改，就成了两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一直认为做科学是容易事的艾伯茨，却成了毕不了业的博士生，这可真是件尴尬的事儿。被拒之前，他已经写好了毕业论文，找到了一个博士后职位，连机票都买好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本该是“走过场”的答辩——“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在这一步摔过跟头。”然而，评审们还是认为他答辩未通过。

　　用了半年，他终于发展出一个新的实验方法来验证自己的模型，这才通过了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番折腾，让艾伯茨感触良深，“这让我感受到了在所有科学探索工作背后，策略方法的重要性。”

　　“后来，我见到过很多追求那些热门实验结果的科学家同行们。好几个实验室竞争做一个工作，他们几乎永远在竞技状态。他们研究的意义几乎就在于，谁能比对方更早得到结果。”

　　艾伯茨的方式要气定神闲得多，“发展独特的方法，然后将独特的方法用到各种各样的实验中，得到独特的结果。”“在我的实验室，我从不觉得正在与其他实验室同台竞技。”

　　艾伯茨不赞成科学家应该是政治绝缘体，“只要我们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公民。”

　　在最近的一篇关于美国科技政策的社论中，他批评了美国的很多实验室——盲目扩张规模，押宝似的寄希望于争取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据此，他提议：必须想办法禁止利用科研经费支付研究人员工资的情况，实验室扩张之前，必须有足够支付人员工资的预算。

　　当我提出“这个结果与中国的科研人员的现状其实很像”时，老先生笑了，他说，“其实，我那篇社论在美国争议很大。”

　　“早该退休了的人”

　　2006年，针对中国当时出台的科技重大规划，《科学》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国的科学：是雄心还是豪赌？》提到，过于偏重“大科学”的规划可能会抑制创造性。

　　这次，艾伯茨又表达了自己对“大科学”的看法。他认为，如同人类基因组测序这类的大科学项目并非科学的常态。最好的科学还是那种“自发的、有活力”的科学。也许，应该强调一下追求“小科学”的科研文化。

　　为什么作为一本学术杂志，《科学》杂志上也讨论科技政策？艾伯茨说：我愿意在《科学》杂志上讨论与科研文化有关的东西，因为我认为“资深的科学家有责任提醒年轻人一些科研文化的东西”。

　　目前，作为名副其实的资深科学家，艾伯茨认为自己是“早该退休了的人”。不过，看上去，他倒是精力充沛地身兼3职——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是《科学》杂志的主编，还是奥巴马新近任命的首批美国科学特使(Science  Envoy)之一。

　　当谈到“学术上不诚实、造假会造成什么后果”时，艾伯茨没有提到造假者会身败名裂之类的话，他只是说：“那是很糟糕的事，浪费审稿人的时间，还会误导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同行。”——好吧，一个人的行为给别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

　　人物周刊：2008年，您曾与我们的总理温家宝有过一次会谈，您对他印象如何？

　　艾伯茨：  他(温家宝)在科技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决策。见温家宝前我见过你们的一位科技部长，这位部长告诉我，中国基础学科的研究经费占整个科学预算的15%。后来我见温家宝时，把这个比例告诉了他，然后问他是否觉得合理？他说，“这是不够的，我们对基础学科的支持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让我很开心，好像我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我对他(温家宝)的回答比较乐观。你知道，在中国，决策作出后，执行起来相当快，不像我们在美国，事情总是进展得很慢。

　　人物周刊：在科学杂志中，你们曾称温家宝为中国的科学总理。

　　艾伯茨：是的，他曾经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曾经是个科学家，所以我们这样称呼他。

　　人物周刊：最近，两位中国的科学家施一公和饶毅在您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了中国的科研文化。他们具体指出了许多经费评审方面的问题，依靠关系而不是依靠这个人做科学的水平来分配经费。您怎么看？

　　艾伯茨：哦，你给我钱，我就给你研究经费，我觉得这是贿赂。

　　人物周刊：中国的问题可能要更复杂，这里面可能没有任何金钱的交易。一般是这样：这次你评我，你让我通过；下次我评你，我就让你通过。然后大家都得到了利益，但科学的利益却被损害了。

　　艾伯茨：明白了，这种情况其实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从前在苏格兰就出现过这类的事情。后来，他们引入了外部评审制度，这种事情就不多见了。当然，苏格兰是个小地方，中国这么大，引入外部评审的办法是不是行得通，我就不清楚了。当然，主要还是评审者要诚实。

　　人物周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碰到亚洲或者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时，Science的审稿会更小心？因为这里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韩国的黄禹锡造假事件。

　　艾伯茨：不会的，我们审阅论文时都是预先假设作者是诚实的。然后仔细查验他们的数据是否能支持他们的结论，文章在逻辑上是否自洽，我们不会预设“如果他们的数据是伪造的……”

　　(伪造数据)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你无法预知。当然，有时，有些文章也会让人惊叹，于是就有人说：这个结果太完美了，(它完美得不像是真的)。这种时候，我们会更仔细地审阅文章。

　　韩国黄禹锡的事件中，他的文章通过了我们的审阅，因为我们不可能重做一遍他的实验，直到黄禹锡实验室的某个人给我们寄来了一封检举信，并指出他的实验有些问题，我们才发现。

　　人物周刊：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专门曝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受到了某位学者的袭击。

　　艾伯茨：袭击？那就不是学术不端行为，那是刑事案件了。(笑)不过，我想，这也许是中国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的一个好契机，我建议给予严厉惩罚。

　　对学术不端行为，在美国，我们有标准程序去解决。比如，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我们会让学校知道，然后由学校出面进行彻底地调查和处理，最终公示于众。比如，关于哈佛的造假教授豪瑟的调查报告前些日子刚刚公布。(可参见本刊2010年第32期《哈佛教授实验门》)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应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艾伯茨：一方面，要有惩罚措施，另一方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我们会在研究生阶段就加强年轻科学家的学术伦理教育，在研究生院经常提到这一点，形成一种让年轻科学家保持正确行为的舆论压力，让他们知道，(学术不端行为)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