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牦牛

▲普氏原羚

▲雪豹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刘炎林 张璐 粱旭昶

通天河边的野牦牛

野牦牛在过去五六十年中的经历，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缩影。野牦牛一度广泛分布于整个青藏高原，经过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猎杀，野牦牛退缩到羌塘—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在无人区之外，还留有一些孤立的小种群。经过近三十年的保护，打猎基本上得到抑制，野牦牛种群得以恢复，逐渐从无人区扩散出去，又产生新的问题。

在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周边区域，野牦牛和牧民共用草场。一方面野牦牛会给牧民带来财产损失和生命危险，另一方面粗放的杂交有可能污染野牦牛的基因。

那么在无人区，野牦牛就是安全的吗？青藏高原上设立的大面积保护区，如羌塘、可可西里、三江源、阿尔金山、中昆仑、西昆仑，能有效保护它们吗？

不尽然。无人区并不是没有人。牧民向无人区的进发仍在继续。羌塘和无人区丰富的矿藏，勘探已近尾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疯狂而无节制的采金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如果以国家战略需要的名义，开采羌塘的石油呢？阿拉斯加的困境，很有可能落到藏北无人区的头上。保护区虽然面积广大，其实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比如措池村就在三江源保护区内。人力和资金不足，更是限制了保护区的效能。

原则上，野牦牛的保护同时需要两种策略。分离模式，在没有牧民定居的无人区内，加强对人为干扰的管控，停止甚至逆转畜牧业占用无人区；共存模式，在野牦牛和牧民共同生活的区域，平衡牧民生计和野牦牛的需求，缓解接触的负面影响。实际上，青藏高原上所有的野生动物，其保护策略不外于此。

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

1871年，32岁的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鄂尔多斯采集到一件动物标本。在中亚游荡的数年里，普氏一手持枪、一手拿鞭，可想而知标本是如何采集的。这件标本被误认为是蒙古原羚，直到13年后才发现角长得不一样，向后延伸、角尖向内对弯，于是起名普氏原羚。

不过，为什么是鄂尔多斯呢？难道不是青海湖吗？

说来悲伤。普氏原羚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的广大草原。20世纪60年代以来，草地开垦、乱捕滥猎，普氏原羚的数量急剧下降，分布范围节节后退，青海湖周边地区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避难所。如今，普氏原羚估计有1300~600头，分布在青海湖周边9个相互隔离的分布区中，是我国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

盗猎和围栏被认为是普氏原羚的两大杀手。2002年前后，民间枪支上缴，盗猎得到有效遏制，然而这些年来普氏原羚并没有显著增长。民间保护人士甚至声称：不以拆除网围栏为核心的普氏原羚保护措施都是“耍流氓”。林业部门则回应道，网围栏是历史原因，需要“科学决策”。

那么，围栏对普氏原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普氏原羚来说，围栏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每一次穿越都有风险，可能被刺丝刮伤，或被铁丝绞死。对个体的影响最终会反映到“种群分布”上。研究发现，围栏密度越高，带刺丝围栏的比例越高，普氏原羚出现的概率就越低。由于围栏的阻挠，普氏原羚难以利用优质的草地，这种影响在食物缺乏的冬春季节尤为严重。

然而，增加围栏建设是农业部草原政策的一个重点，更多更高且带刺丝的围栏还在不断被建造。普氏原羚还有前途吗？面对围栏我们无能为力吗？

2013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刘佳子在青海湖北部的分布区调查了普氏原羚跳过围栏的情况。她发现，“围栏平均高111厘米，成年普氏原羚跳过这一高度的成功率仅为20%。52%的围栏顶部带有刺丝，带刺丝围栏的平均高度为123厘米，成年普氏原羚跳过这一高度仅有6%的成功率”“当围栏高度由118厘米降至78厘米时，成年普氏原羚跳过的成功率从10%上升至90%。当围栏高度为71厘米时，成年普氏原羚跳过的成功率为95%”。她还发现，“大多数幼仔可以通过从下往上一至三道铁丝的高度（6×32厘米），两条水平铁丝间的宽度不小于44厘米”。

大面积拆除围栏，可能成本太高、不太现实。那么去掉刺丝呢？围栏高度降低一点呢？普氏原羚能够选择低矮的围栏通过，如果大面积改造围栏成本还是太高，那么在局部建立围栏矮一点的通道呢？当然，除了围栏，还有无处不在的牲畜和日益拥挤的旅游。

扎西拉吾寺的雪豹

根据北京大学李娟博士的模拟，澜沧江源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连续雪豹栖息地。这片山地横跨青藏两省，交错分布的石山和草甸为岩羊和雪豹提供了极好的栖息环境。扎西拉吾寺正好位于这片栖息地的腹地。这两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方法，发现这里雪豹密度不低。

寺庙周边的山地对雪豹意义重大。澜沧江源区盛产虫草。每年5月~6月，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在每一片山坡上细细寻找一年的收入。寺庙周边的山地属于神山，平时有僧人巡逻管护，更不允许挖虫草，于是成了野生动物的避难所。

寺庙与雪豹的关联并非偶然。三百万年前，雪豹起源于今西藏阿里，经过漫长的进化，逐渐扩散至整个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三千年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今西藏阿里，然后传播到整个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尽管相隔数百万年，雪豹和藏传佛教起源于类似的地点，沿着类似的路线，扩散到大体相同的区域。而寺庙的选址，更是与雪豹对栖息地的选择如出一辙。李娟博士的计算表明，三分之二的雪豹栖息地位于信仰藏传佛教的区域内。

然而，寺庙也是流浪狗的集散地。除了直接捕食野生动物，流浪狗还可能传播疾病。尽管没有调查数据，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判断，流浪狗是青藏高原上数量最多的食肉兽。它们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不容小觑。

消逝的荒野

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是我国最为珍贵的自然遗产之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岩羊等食草动物虽然面临各种威胁，但并没有灭绝之虞；在很多地方，仍然生活有狼、棕熊、雪豹这三种顶级食肉动物。不仅是荒野的象征，还是健康生态系统的维持者。

科学研究和传统文化，是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两大支柱。有效的保护措施，需要了解野生动物的分布和数量以及人为和自然因素对种群的威胁，还需要对保护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在上面的案例中，除了普氏原羚，我们对野牦牛和雪豹的了解远远不够。对野牦牛种群数量的严谨估计，还停留在三十年前乔治·夏勒博士的工作；气候变化对野牦牛的影响，我们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杂交对野牦牛种群的影响；没有人去评估野牦牛孤立小种群的状况。同样，对雪豹种群数量的严谨估计，还是二三十年前外国科学家的工作；很多山系的雪豹状况，没有人去检查过；家畜放牧、道路建设、流浪狗等等因素对雪豹的威胁，还没有人作过评估。更为难堪的是，有意愿、有能力去实地做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少之又少。

传统文化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一直起到巨大的作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神圣的自然降格为物，成为人类随意取用的资源。依托传统文化的神山圣湖，其保护成效往往优于政府主导的保护区系统。传统文化在保护上的有效性逐渐受到学界和保护界认可。

我们如今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在青藏高原上的决策和行动，既可以毁掉中国最后的荒野，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抓住尚存的机会，保护这片正在消逝的荒野。我们还有机会，通过加强研究、科学决策、依托文化来保护这片独特的土地以及独特的野生生灵。

（作者刘炎林系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项目负责人。张璐系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孟菲斯动物园博士后。粱旭昶系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