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垦教授小心翼翼地取出蜂巢。薛 丹摄

 

最多的一次，谭垦身上拔出过20根蜜蜂的毒针。“被蜜蜂蜇多了，我怀疑我的体内已经对蜂毒产生了抗体。”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化学生态学研究组组长谭垦调侃说。

 

轻松的调侃，道出的却是谭垦教授34年研究东方蜜蜂的艰辛。

 

 

4月的昆明，温暖宜人。在云南农业大学校园，放下蜂帽，谭垦径直朝一个蜂箱走过去。“这一群蜂温顺得很，不蜇人。”他边解释边小心翼翼地打开蜂箱，直至蜂王出现在记者面前。

 

1983年，大学毕业后，谭垦开始进行东方蜜蜂研究。这一坚持，就是34年。

 

大多数时候，谭垦研究蜜蜂时会穿戴防护装置，不过碰到蜜蜂群起进攻，防护装置也难起作用。“有次在西双版纳做大蜜蜂的研究，可能大蜜蜂受到了惊吓，几十上百只蜜蜂就朝我们头顶上乌压压扑了过来，等跑出来叫同事帮忙清理脸上留下的残针，结果拔出将近20根。”

 

“最开始怕疼，现在是主动拿蜜蜂蜇。”长年累月地研究教学，谭垦会用蜜蜂蜇来缓解关节疼痛。

 

如果不在野外考察，谭垦每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蜜蜂。谭垦和学生们亲手为蜜蜂搭建了木质蜂巢。园内的二十几个蜂群，每一群蜜蜂的脾气好坏、健康状况，谭垦都了如指掌。

 

 

普通人眼中平凡无奇的蜜蜂，在谭垦看来是有语言、有灵魂的。

 

蜜蜂的语言有两种。“物理的语言是舞蹈，化学的语言是信息素，这些语言怎么表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一提到解读、转译“蜂语”，谭垦便打开了话匣。

 

不少人误解蜂群里只有女王蜂具备生殖能力，但实际上，不少工蜂都具备卵巢发育产卵的能力。“工蜂出于整体利益，不会私下发育产卵，这就是自我约束。如果有工蜂打破这一原则，它会被赶出蜂群，同时它的卵会被摧毁，这就是社会监督。”在谭垦看来，作为群居性动物，蜜蜂很多特点跟人类社会有相似之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使得蜜蜂社会井然有序，高效运转。”

 

实际上，我们常见的蜜蜂种群大多数并非本土蜜蜂。自从上世纪西方蜜蜂引入后，中国本土蜜蜂种群受到严重挑战，不少只能退到偏僻山区。

 

在实验室和野外观察中，谭垦和同事们发现，西方蜜蜂的蜂王释放出更大剂量的信息素，它们工蜂的触角在拾取化学信号时也更加敏感。这意味着与东方蜜蜂的蜂王相比，西方蜜蜂的蜂王和工蜂间联系更为紧密；此外，大约有5%的东方工蜂拥有活性卵巢，这意味着它们随时可以自己产卵，或者在任何时候出走建立新的分蜂群。而在西方蜂种中，这种“不忠”工蜂的比例只有0.01%到0.02%。“西方蜜蜂蜂群比东方蜜蜂更稳定，养蜂人更喜欢。”谭垦说。

 

“不过，较弱的联系可能也有助于东方蜜蜂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即便在失去了蜂王的情况下，东方蜜蜂也具有较高的逃生并建立新蜂群的机会。”谭垦说。

 

 

如此费心费力地去照料、研究东方蜜蜂，不仅仅是谭垦工作和爱好的需要。

 

“东方蜜蜂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态系统，了解并且保护东方蜜蜂关乎我们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谭垦说，自然界中有超过八成植物需要通过蜜蜂进行授粉，别的生物又依靠着这些植物生存，小小的蜜蜂能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

 

实际上，西方蜜蜂种群在亚洲的大范围扩张已经引发了一场生态危机。在整个亚洲地区，许多野生蜜蜂种群目前处于接近灭绝的状态。在经过7000多万年的进化之后，东方蜜蜂可以对该地区种类庞杂的大量植物进行授粉。而西方蜜蜂的授粉活动往往只集中在它们熟悉的花卉种类上，它们不熟悉的东方本土品种，往往视而不见。“本土野生蜂群的大规模消失意味着许多本土植物可能得不到授粉，从而引起生态平衡的根本性变化。”谭垦说。

 

谭垦认为，造成东方蜜蜂日益边缘化的原因很多。农药的使用使包括东方蜜蜂在内的不少昆虫消退，甚至消亡。森林的砍伐让东方蜜蜂的栖息地面积减少。不过，最让谭垦痛心的是云南地区食蜂蛹的饮食习惯和近年来无节制的毁蜂取蜜。“任何一样东西如果变成餐桌上的美味，除非实现人工饲养，否则都很危险。”谭垦说。

 

“云南野生蜜蜂资源丰富，有的山崖上成片成片的大蜜蜂蜂巢曾吸引了不少国际蜜蜂专家来考察，结果后来再去整个山崖已经空无一物。”而每次野外考察回来，都让谭垦越来越揪心，“保护不好，我们就损失了很好的研究对象；研究不好，也很难保护我们本土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