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项目怎么还会得奖？”坐在旁边的一名媒体同行横扫了一遍项目简介，再把一行行字母和专业术语瞥了一眼，仍然无法理解之后，小声地冲我嘟哝，“看不懂，这有什么用？”

     我愣了一下：“自然科学奖就是这样。”

     这是发生在2010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项目集中采访会的一幕。

     在这次采访会上，作为受访者的中科院院士段树民，显得有点落寞。由他和同事完成的“胶质细胞新功能的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胶质细胞没有信息处理功能，而段树民的研究发现，胶质细胞参与学习记忆等脑高级活动，可以帮助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脑工作原理。

     但比起紧密联系国家建设、相关老百姓衣食住行等科技成果，“胶质细胞”实在太“阳春白雪”，和者甚寡。     轮到提问环节，也只有一个专业科技类报纸的记者提问，而他的问题，又似乎不太“自然科学”：“这个项目能应用吗？”

     “这就是转化医学要做的工作。”段树民回答得干脆。

     之后，没有围追堵截，也再没有记者去采访他的项目。

     “其实，科学探索，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就像踢足球，很好的球员，不一定就有进门的机会。成功有时靠运气。”段树民举例说，“比如研制新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周期非常长，有的要花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不可预期，不可能一两年就应用。”

     “现在一谈到基础研究，人们就常忘记了它的本质，只有谈到应用，才能抓住兴奋点。”这令段树民很是郁闷。

     “其实，媒体报道我们也是勉为其难。”与段树民有同感，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彭练矛坦承，“不单是记者，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了解和理解都不够。”

     在表彰后的喧闹采访报道活动中，有这样一群人，总是难以被大众聚焦，成为甘坐冷板凳的“小众”。     上世纪90年代回国的彭练矛，意识到微电子学发展到2020年后必将走到物理极限，因此早在10年前就盯住下一代电子学，选定碳基纳米管和石墨烯作为研究材料。

     “科学研究肯定要经过追赶、跟踪的过渡阶段，但我们不能永远追随发达国家的框架、方向和标准，进行‘零敲碎打’的工作。否则最终也是在科技制高点上受制于人。”在彭练矛看来，必须要在源头创新，在原创领域引领，瞄准国家未来二三十年后的产业进行前瞻性研究。

     “以我所研究的纳米领域为例，我国发表的纳米科技论文总量近年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自称纳米科技大国，为什么不敢拍着胸膛说是纳米科技强国？”彭练矛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纳米研究还出现结构上的滞后，如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低端的纳米材料制备，而与未来技术密切相关的纳米器件、纳米加工等领域却相对薄弱。  “可是，我们总有一种惯性：看看别的国家做什么，我们再去做什么；看外国做得怎么样，我们再进行判断和决策。”彭练矛说。

     彭练矛很欣赏苹果公司的坚持和韧劲，虽然“拿此比喻基础研究也许不恰当”，但彭练矛还是认为，“即便在应用领域，苹果公司始终坚持自己的产品研发思路，追求完美，初期没有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在遭受冲击时仍坚持自己的理念。结果，好的东西在积淀了若干年后，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潜能，并引领了整个行业”。“给基础研究投项目，希望三五年就出成效、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基础向应用转化十几年后才会见到效益。”

     中科院院士戴金星获得的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戴金星研究的“中国天然气成因及鉴别” 改变了中国勘探天然气的指导思想，煤成气占全国探明天然气储量从9%增加到69%。

     “30年啊，整整30年。”戴金星掰着3个手指头告诉记者，煤成气的理论开始也遭到反对，让大家接受也是个长期的过程，然而，一旦理论获得突破，指导应用的效能是巨大的。“科技进步以及应用产品的获得，都是因为理论上有所突破。强国必须要强基础研究，当基础研究积累到一定量后，必然会有一大批原始创新的成果迸发。”

     “突破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急功近利的导向不得到彻底改变，踏实做基础研究的人就很压抑。”段树民感慨，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大家都有点心浮气躁，对基础科学研究者也缺乏尊重，身边有些从事前沿高端研究的工作者面临着生活和兴趣的矛盾。

     少一点亦步亦趋，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仰望星空”；少一点急功近利，给我们多一点精力脚踏实地。采访中，不少像段树民一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发出呼吁：鼓励自由探索，不再让科研人员为频繁申请项目而苦恼；以人才为导向，对认可的团队给予稳定支持，简化后续复杂的评审；注重政策的延续性，一旦确定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摇摆……

     “我们经常提科技成果转化，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等的原创成果，我们转化什么？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段树民说。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年国家科技奖励公报上，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