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天，国宝娃娃鱼“分家”的消息一大早就在微信朋友圈掀起一波转发潮。而这距离相关论文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才仅仅过去几个小时。但在这一引人注目的成果背后，生物分类学这个所谓的“濒危学科”却显得处境艰难。

 

 

以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车静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大量野外科考工作基础上，采用基因组研究技术发现，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物种的中国大鲵，至少可以分为5个物种。这项成果横空出世，意味着中国大鲵的保护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简单来说，各地大鲵种群的基因差异已经达到了物种分化的程度。这对大鲵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政策都会产生影响。一方面，就地保护措施必须加强；另一方面，迁地保护限制将更多，例如陕西的大鲵不能带到广西饲养场，经过繁殖后再就地放掉，这样会导致基因污染等问题。这就要求主管部门制订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策略时，要跟上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直以来，生物分类学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像一对密不可分的孪生子——分类为保护提供了依据，保护给分类则留下了资源。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大数据研究的迅猛发展，分类学的面貌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生物类群都面临着分类地位的重大变动。

 

2001年的一项线粒体DNA研究，建议将非洲象划分为草原象和森林象两个物种。如果这一结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接受，数量急剧下降的非洲森林象就有望获得更多的重视和保护。

 

2016年一项犬科动物的全基因研究显示，濒临灭绝的红狼并非独一无二的世系，而是灰狼和土狼的杂交后代。本来属于美国濒危物种法案保护物种的红狼，可能会因此失去被保护的资格。

 

由此可见，关于物种分类的学术研究是各国及国际动物保护法仰赖的依据。对一条野生娃娃鱼来说，尽管它不知道自己的拉丁文学名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却会直接影响它“生存或死亡”的命运归途。

 

 

分类学研究的模糊地带，也往往是物种保护的困难区域。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在其著作中讲述过一个故事。1988年，4名美国狩猎爱好者从中国归来，带回了4只盘羊的头骨和皮张。执法人员认为这是濒危的盘羊西藏亚种，但当事人则辩称这是不受保护的“达赖喇嘛羊”，亚种定名之争直接卷入了诉讼纷争。乔治·夏勒写道：“这是科学家没有认真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律师或法官又怎能判定一个亚种的有效性？”

 

然而在全世界范围，经典分类学研究都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乔格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动物分类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和大量重复性劳动，工作艰苦又难以成为热点。如此现状下，分类学面临着人才断档的困局。山西大学副教授郭东龙有着30多年野外鸟类考察调研的经验，但他想要培养几个接班人时，却发现愿意扎根这个领域的研究生一“生”难求。

 

“但对任何生物学研究来说，分类学的基础都不可动摇。”张立说，“在大环境下，分类学本身也要与时俱进，更多地与分子生物学等先进工具相结合。”

 

这次的中国大鲵研究，首次探索性地使用了简化基因组的方法，在基因组水平对中国大鲵的野生种群开展了群体遗传学分析。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科学家才发现了被“中国大鲵”这一名字遮蔽的多个隐存物种。可见分类学的跨越式发展，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遗传资源多样性，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人们应该谈论的不仅仅是那些濒危生物，还有生物分类学这个“濒危学科”。怎样让先进技术为传统学科注入生机，怎样为濒危学科吸引到大量人才，怎样用学术成果保护更多濒危物种？都是值得业内人士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