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的蝙蝠起源的冠状病毒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出现，并继续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传播。 在撰写本文时，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全球应对措施来控制这种疾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为了防止下一次流行病和大流行病，我们呼吁在三个领域进行研究和投资：1）在野生生物中进行监视，以识别它们携带的高风险病原体； 2）在与野生动植物接触的人群中进行监视，以发现早期溢出事件； 3）改善野生动植物交易的市场生物安全性。由于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新型病毒，因此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于应对这些风险和预防下一次大流行至关重要。

 

 

一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于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导致全球对此流行作出反应。报告还强调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中国快速有效地识别和调查一种新出现的疾病的能力；第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容易受到流行病和流行病的影响。

 

从2019年12月27日当地医院第一批病例入院之日起，中国科学家将此病鉴定为新证候，发现病因，并在不到14天的时间内向世界报告其基因序列。在撰写本文时，我们已经详细了解了它与其他蝙蝠冠状病毒的关系，其中许多是在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和Duke NUS的合作下发现的。我们也有来自实验性细胞系感染、临床发现、病毒传播的流行病学以及病毒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数据。这些迅速而成功的结果，坚定地支持了中国崛起为21世纪的科学超级大国，以及一个拥有现代化，高效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由中国疾控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并建立了省市疾控中心体系，对疫情进行有效调查和控制。

 

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这种新型病毒还是能够通过在中国和国际旅行的受感染者传播。此外，导致人类感染的外溢机制仍然不确定，尽管它具有源于蝙蝠的SARS冠状病毒（SARSr-CoV）的所有特征。

 

这使我们想到了两个问题，我们甚至需要立即思考以准备防止下一次类似2019-nCoV的大流行：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病毒如此迅速地传播，我们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自2002年至2003年SARS出现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了，许多人变得更加富有，导致了航空和高速列车旅行的扩大。据估计，春运期间计划单程出行30亿人次，其中约8000万人次为航班。中国公民的飞行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人为了商务或旅游而飞往国际。此外，自2003年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进入新世界的旅行有所增加，这是中国扩大商业和贸易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病毒能够比SARS-CoV传播得更快，它花了2个月的时间转移到香港，然后转移到了世界其他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病毒的来源是什么？证据相当清楚：最初的大多数案件都与一个海鲜市场有关，该市场还出售屠宰的牲畜肉和一些野生动物。这种病毒本身似乎有一种类似于SARS冠状病毒的野生动物（bat）起源，这种病毒也是通过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相互作用在野生动物市场上出现的，这些动物充当病毒的中间宿主。由于源于中国的两次疾病暴发与野生动植物市场密切相关，这显然是控制计划的目标，以防止未来的流行病和大流行。 确实，中国保护主义者，公共卫生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呼吁减少野生动植物的消费。然而，禁止甚至减少野生动植物的销售可能并不简单，改变受中国文化和传统影响的行为也很有挑战性。

 

除了坚信野生动物及其副产品的治疗能力之外，对稀有和昂贵野生动物的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推动下的社会财富象征。改变这些文化习惯将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最近的行为调查表数据表明，世代相传的年轻一代减少了野生动植物的消费。然而，毫无疑问，野生动物贸易有一个固有的风险，那就是使人们接近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而我们还没有遇到这种病原体，而且这种病原体有可能导致下一次爆发。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关键步骤来帮助减少与新的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未来流行类似的风险：

 

1）对野生动植物进行高危病原体监测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在华南地区收集了超过10000只蝙蝠和大约2000种其他哺乳动物的样本，发现了52种新的SARSr冠状病毒、122种其他β-冠状病毒、350多种新的α-冠状病毒（包括新的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SADS-CoV）和新的“谱系E”β-CoV进化枝。我们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中发现了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这些冠状病毒可以与人类细胞结合，并导致类SARS疾病，但没有用SARS冠状病毒候选疫苗进行预防，而且几乎所有针对SARS的单克隆疗法都无法治疗。最后，我们显示出血清学证据，表明在SARS出现与当前暴发之间，生活在中国农村介入野生动植物与人之间的人们正暴露于SARS相关冠状病毒，甚至与2019-nCoV相同。这些数据一起将起源于野生动植物的冠状病毒标记为“明确存在的危险”。它们还确切地强调了当前疫情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即中国野生动物中病毒株的多样性很大，有可能在人类中出现。此外，我们估计东南亚蝙蝠中还有数千种其他冠状病毒，其中许多将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我们强烈敦促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努力发现所有这些病毒，以便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分类，开发参考库以快速进行病原体鉴定和风险评估，并测试针对它们的疫苗和疗法。

 

2）监测和降低与野生生物接触的高风险人群的风险  在中国南部农村社区的一个小样本中发现的蝙蝠SARSr-CoV血清阳性表明，蝙蝠源冠状病毒通常在该地区蔓延。单一病例或小规模人群感染可能会逃避监测，特别是在与中国接壤的医疗能力较低的地区和国家，或是在不及时寻求诊断或治疗的农村地区人们。当地公共卫生当局可以设计监测计划，以确定生活在野生生物多样性高和可能存在新病毒多样性高的地区的社区。一种成本效益高的方法是将其生活和职业中经常接触与有关的野生动物或家畜的人，以及出现不明病因的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或流感样疾病（ILI）症状的患者纳入监测，以确定新的病毒外溢。这种“暴发前监视”策略可以与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农业和林业等不同部门进行协调，以与研究机构合作对野生动植物，家畜和人们进行样本采集和测试。这些工作将有助于识别和鉴定病毒基因序列，确定具有抗体和对野生动物源性冠状病毒细胞介导免疫反应的高危人群，以及通过访谈确定人类行为和生活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基于证据的降低风险的策略可以在发现病毒溢出的社区中设计和实施。

3）改善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动物市场的生物安全   野生动物贸易显然在2019-nCoV的出现以及中国（SARS）和世界范围内以前的疾病（例如美国的猴痘，非洲的埃博拉病毒，美国和欧洲的沙门氏菌病）的出现中发挥了作用。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反应迅速而广泛：一旦病毒扩散，野生动物交易在某些省份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暂时禁止。我们最近在中国进行的行为风险调查发现，环境生物安全水平低和人畜接触水平高是人畜共患疾病发生的关键风险因素，特别是当地的潮湿环境和动物市场。尽管目前的野生动植物贸易禁令可能在此时有助于疾病控制，以防止未来疾病的出现，但仍需改善市场的生物安全性，包括卫生和卫生设施与法规以及在市场上交易的动物来源。从病毒出现的角度来看，与野生动物相比，饲养动物的风险可能更低。 但是，鉴于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业的规模，将需要改善农场以及市场运输中的常规疾病监测和兽医护理。这次疾病暴发与野生动植物贸易之间的联系引发了强烈的公众舆论反对野生动植物的消费，科学家们共同呼吁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以规范和管理野生动植物贸易，将其作为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

 

应对未来流行病和流行病的风险需要全球努力。中国位于东南亚一个主要的“新兴疾病热点”地区，但未来也很有可能发生源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疾病。此外，疾病发生的驱动力是人类活动，其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扩大，包括森林砍伐，农业集约化和野生动植物贸易。这导致动物与人接触的频率呈指数增长，并且新型疾病出现和传播的可能性呈指数增长，这表明大流行病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频繁和破坏性更大。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些威胁，因为一旦疾病出现，它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全球旅行和贸易网络迅速而自由地传播。我们期待着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家继续合作，并帮助制定这些新战略，以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发生。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90053620300161  （李晓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