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当法拉第展示最初的圆盘发电机模型的时候，有人问这种东西能有什么用？他反问，你能知道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会有什么用吗？”

“从1820年丹麦人奥斯特发现通电铜线附近的磁针会发生偏转，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之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先后发明了电动机、发电机，从刀耕火种飞跃到电力驱动的时代；根据电磁理论，电磁波的发现又催生了无线电技术的大发展，今天无线互联网已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以电磁理论这一重大科学发现为例，揭示了理性、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业已在SCI数据库科技论文数量上居世界第二，年专利申请数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在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源头创新上与世界强国相比远远不足。难道中国人缺乏原始创新能力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8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实证明，中国人并不存在创造力上的任何缺陷。

为什么本土科学研究没有诞生出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呢？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式的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系统灌输，而忽视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

徐旭东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如果说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那么除了需要培养人的创造力，更需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独立人格。”

“一个科学家的价值观能反映出他的科学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是理性、求真、创新！而支撑一个科学家原始创新的勇气和耐力，正是其独立、坚强的人格。”

“中国科学家已经能够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一些重要技术领域也通过自主研发取得突破，我们缺少的恰恰是选择别人没有想到的重要问题，或者别人想做而不知从何做起的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就是缺乏科学精神。”

“这种现象是文化和传统导致的，而不是决定创造力的基因导致的。这种传统不仅深刻影响着科学家的选题，也深刻影响着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投入。”徐旭东说。

他认为，科学、技术与创新是密切相关、相互促进、但又相对独立的不同概念。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要经历从重大科学发现转化为关键核心技术，从技术原型进一步实用化、规模化以满足经济效益和市场需求的过程。

“我国目前全社会研发支出已达11800多亿，其中76%是企业投入，企业成为了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大对基础科学、共性技术、战略新兴产业和其他公益性研究的支持。而媒体解读科研投入数据时需要细化。与其他国家对比时，要选择相同口径进行比较。”徐旭东如是说。

“前几天，一个知名的国家级媒体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认为科研经费是‘赔本赚吆喝’，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表示，出现过经费的不当使用，不是投入的错误，而是管理没跟上。不能因此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已经过剩。经费的投入是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代替的恒久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