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比较了与食用动物相关的人畜共患病出现的相对频率与来自其他动物来源的人畜共患病出现的相对频率，，并探讨了两种来源之间疾病特征和发病驱动因素的差异。利用了1940-2004年期间出版汇编的202起新出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EIZD）事件。在数据集中的 202 个人畜共患病 EID 事件中，74 起（36.6%）与为食物生产而饲养的动物有关，在 64 起事件中充当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传染源，在 8 起事件中充当中间宿主。食用动物和非食用动物出现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体特征和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关于 EIZD 的预防、检测和控制的普遍政策辩论主要集中在非食用动物源性疾病（野生动物）上，而忽略了食用动物的作用。确保沿食用动物价值链和在食用动物价值链内采取适当兽医公共卫生措施的政策和投资对于降低EIZD的全球风险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畜牧业正经历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地区。

关键词：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   食用动物  野生动物

简介：在全球范围内，自1980年以来，影响人类的传染病暴发数量显著增加，影响人类的新病毒物种以平均每年 3 种以上的速度被发现。至少 60% 的人类新发传染病 (EID) 是人畜共患病，即源自非人类宿主，人畜共患病病原体与新发疾病相关的可能性是非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两倍。人畜共患病原体来自野生动物或驯养动物。Jones 等人估计 72% 的人畜共患病 EID (EIZD) 起源于野生动物。自然景观的变化促进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蚀，从而为人类、牲畜、野生动物和媒介之间的更密切和更频繁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机会，同时牲畜养殖的强化与动物数量和密度的增加相关，在没有有效管理和生物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促进疾病传播。为了应对SARS和埃博拉等与野生动物有关的重大EIZD疫情，大量资源正用于确定野生动物传染源和相关的应急热点。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在 8 年内花费了约 1.7 亿美元在野生动物宿主中进行病毒发现。最近出现的 COVID-19 可能会加强这一趋势。目前关于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说法强调了野生动物在人类传染病出现中的作用，尽管认识到具有进化和历史意义的人类疾病中有相当一部分起源于牲畜，但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食用动物可能发挥的作用。食用动物的病原体库本身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进化变化的。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更有可能发现人畜共患病物种。为了向决策者提供将 EIZD 风险降至最低的政策和投资设计信息，本文比较了与食用动物相关的人畜共患病与其他动物来源相关的人畜共患病出现的相对频率，并探讨了两种EIZD来源之间的病原体特征和出现的驱动因素。

方法：Jones 等人对 1940 年至 2004 年期间 335 个 EID 事件的汇编， 为分析提供依据。尽管自 2004 年以来报告了更多 EIZD，但仍选择了该数据集，因为它为每个 EI(Z)D 事件提供了最全面的补充信息，并且其他作者已将其用于后续分析。如果已在食用动物（大型和小型反刍动物、猪、家禽、骆驼）中发现病原体，则数据集中的人畜共患病EID事件被归类为可能与食用动物（大型和小型反刍动物、猪、家禽、骆驼）相关，并且包括（i）食用动物为已知传染源（例如牛疫杆菌、黑热病杆菌）或（ii）食用动物作为临时放大宿主（例如，埃及的RVF，马来西亚的Nipah）。在本分析中，马、狗和作为食物食用的野生外来物种，如穿山甲或非人灵长类动物，不被视为食用动物。该数据集还包括有关病原体特征（如分类、传播方式）和推测的发病驱动因素（如土地利用变化、人类易感性变化）的信息。

结论：Jones等人确定的335起EID事件中，202起（60.3%）被作者认为是人畜共患病。在这202起人畜共患病EID事件中，128起（63.4%）与食用动物无关（它们涉及野生动物、宠物动物、环境源），而74起（36.6%）事件中病原体可能与用于食物生产的动物有关。在85.5%（64/74）与食用动物相关的人畜共患病EID事件中，食用动物是相关病原体的已知传染源，而在10.8%（8起事件）中，食用动物充当放大因子和中间宿主。下表显示了非食用动物和与食用动物相关的EIZD的病原体类型、传播方式、耐药性和推测的发病驱动因素。

在与非食用动物相关的 EIZD 中，40.6% 由细菌/立克次体引起，37.5% 由病毒引起，21.9% 由原生动物、真菌或蠕虫引起。与食用动物相关的 EIZD 病原体，分别为 70.3% 的细菌/立克次体、13.5% 的病毒和 16.2% 的原生动物、真菌或蠕虫。非食用动物和食用动物相关 EIZD 在病原体类型频率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大部分（39.8%）非食用动物相关的EIZD病原体是由节肢动物传播的，而只有13.5%的食用动物相关病原体是媒介传播的。与食用动物相关的EIZD病原体的耐药性明显高于非食用动物的EIZD病原体。相比之下，Jones等人数据集中39.1%（52/133）的非人畜共患病EID病原体具有耐药性。对于与非食用动物相关的 EIZD，人类易感性的变化（例如 HIV-AIDS、免疫抑制疗法）是最常见的出现驱动因素（24.2%），其次是土地利用变化（LUC）（23.4%）。LUC是媒介传播EIZD最常见的推测驱动因素（39.2%）。

讨论和结论：尽管所使用的数据集不是最新的，而且自2004年以来出现了新的疾病，但数据提供了足够大的样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这些结论不太可能通过包括过去15年中出现的疾病而发生实质性变化。将这一分析复制到一个数据集上，该数据集还包括最近出现的传染性人畜共患病，如 H1N1 和 MERS，将为食物和非食物动物在 EIZD 出现中的作用提供更多见解。高比例（超过36%）的EIZD事件与食用动物有关，在31.7%（64/202）的EIZD事件中，食用动物是各自病原体的已知传染源。最近对病毒-哺乳动物相互作用的分析得出结论，驯化物种是整个哺乳动物-病毒关联网络中最核心的物种（仅次于人类）。在所有病毒物种的网络中，最中心的 5 个位置被 H. sapiens、B. taurus、S. scrofa、O. aries 和 C. lupus（按中心性降序排列）占据，即包括3个用于食物生产的哺乳动物物种。总体而言，家养物种携带的人畜共患病病毒比例是野生动物的1.8倍。

尽管过去的趋势不一定能准确预测未来，但人口增长、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逐步城市化预计将导致未来几十年全球食用动物产业发生重大变化，牲畜中出现的人畜共患病病毒数量可能会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从2015年起），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LMIC）对肉类和牛奶需求的预计增长约为高收入国家（HIC）的五倍。中低收入国家畜牧业的持续快速扩张和集约化，而没有纳入有助于维持工业化国家大型畜群健康和生产力的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动物健康/兽医监督，大大增加了食用动物出现人畜共患病的可能性。即使是对动物行业进行高度兽医监督的HIC也经历了与食用动物相关的EIZD的重大暴发，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BSE/vCJD危机或2007-2010年荷兰的Q热流行，两者都与行业变化有关。虽然目前对与野生动物相关的EIZD的关注是有道理的，但政策制定者不能忽视食用动物在EIZD动态中的作用。与食用动物相关的EIZD的主要驱动力是农场一级农业实践的变化和牲畜价值链沿线食品行业的转型，从运输到加工再到零售。这两个驱动因素在非食用动物EIZD的出现中起着次要作用，主要与土地利用变化和人类易感性变化有关。通过促进土地利用变化，食用动物生产可能间接促进非食用动物相关EIZD的出现。

解决EIZD的政策和投资长期以来依赖于响应性措施，旨在通过提高爆发检测和紧急控制措施的能力和速度，减少疾病出现后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积极主动的措施得到了重视，包括多部门合作、病原体发现、行为改变和改善食用动物价值链上的生物安全。鉴于农业和食用动物产业是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管制的），设计和实施旨在减轻与食用动物相关的 EIZD 风险的政策应该比减轻源自野生动物的 EIZD 风险“更简单”并且可能更具成本效益。世界银行估计，改善 139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农场生物安全需要每年 76 至 1.36 亿美元的支出（占所有动物卫生支出的 7.7%），这与 EIZD 每年约 69 亿美元的历史成本相比相形见绌。因此，中低收入国家应优先在食用动物生产中实施一套最低限度的兽医公共卫生 (VPH) 措施——例如动物疫苗接种、清洁和消毒以及农场和市场检查——以降低全球流行病风险。为了有效地针对中大型动物食品运营商，有必要在国内提供证据，证明采用基本的兽医公共卫生实践有可能提高动物食品价值链沿线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可持续性。不可否认，在许多情况下，采用简单的做法——如使用消毒剂和将生病的动物与健康的动物分开——成本低，并且通过显著降低病原体引入和传播的风险，提高了盈利能力。特别是，动物卫生官员不仅应从技术角度帮助农民和其他价值链参与者预防、检测和控制动物疾病，还应提高其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这涉及采用一套核心的 兽医公共卫生措施。换言之，兽医公共卫生措施的投资不应作为风险降低实践，而应作为可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收入的商业实践。

总体而言，除非动物食品行业的现有兽医公共卫生政策和立法得到适当执行，否则当前全球、区域和国家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非食用动物的 EIZD 风险而进行的投资可能产生的回报很少，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 EIZD 事件与为食品生产而饲养的动物有关。

原文出自：Emerging infectious zoonotic diseases: The neglected role of food animals - Scienc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