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实验动物而言，最好的福利是免于实验。著名的世界动物保护运动倡导者彼得·辛格开出的药方是：停止没有立即而急切用途的动物实验。

　　白兔的待遇

　　6月22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二楼一间实验室内的实验台上，一只白兔被固定在一个固定器内，头和臀部露在外面，安静地俯卧着。桌子四周，围着十来名穿工作服，戴着口罩、帽子和手套的学生，一堂课即将开始。

　　握住白兔左耳，用酒精喷壶喷湿耳背，再拿棉签擦拭，找出血管，扎下一剂麻醉针。麻药推入一多半，白兔不再挣扎，脑袋和耳朵都软软地耷拉下来。

　　从固定器中取出白兔，把它侧身放于桌上。5分钟后，它的肚子仍在起伏，把针管里剩余的麻药补进去，它彻底停动。

　　拎着四只脚，把白兔仰放在一个长方形托盘内，用喷壶喷湿肚皮，拿剪刀在下腹部开一横切口，将皮一路剥离，直到脖子……从心、肝、肾、脂肪等上各取一小块放入试管，再把稍粗于大米粒的动脉整个剃出。

　　最后，白兔的尸体被装进塑料袋，送入冰柜，等待专业公司来收取、焚烧。

　　整个操作，由去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赵四海和助手一起完成。接下来，他们将重点检测所有样本的CETP(即胆固醇酯转移蛋白)表达水平，这是一个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密切关系的蛋白，但两者之间到底有何种关系，仍然待解。

　　动脉粥样硬化堪称人类第一杀手，资料显示，全世界每年被它夺走的生命占死者总量的50%以上。几年前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时，西交大实验动物中心主任刘恩岐就开始用兔子做模型，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疗法等，摸索CETP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回国之后，他把这个课题带到了实验动物中心。

　　白兔被解剖前10天，西安交大实验动物中心楼前花坪内竖起一块石碑，上刻“动物慰灵碑”几个鲜红大字。那天，刘恩岐等人献上百合与菊花，深鞠一躬。

　　天花的灭绝、疫苗的研制、器官移植、转基因和克隆技术，无不是借助实验动物获得成功。像白兔一样为医学实验牺牲的，还有多种动物，大到猩猩、猴子、狗、猪，小到老鼠、果蝇、线虫。刘恩岐说，线虫等无脊椎动物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是脊椎动物门的哺乳动物，全球使用量每年数以亿计，中国则有1000万之多，其中8成多是啮齿类动物。从西安交大实验动物中心的饲养情况可见一斑：大小老鼠有3万多只，兔子和狗仅有几十只。

　　立碑缅怀实验动物，在国内早有先例，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实验动物中心等，不过刘恩岐更多是受国外影响。

　　留学日本4年，他在佐贺大学、山梨大学等四所高校做过研究，这些大学都有纪念实验动物的石碑或雕塑，每年定期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他感受过那种肃穆的气氛。

　　作为山梨大学病理学教授，日籍华人范江霖每年都会参加纪念实验动物的活动。他说，在日本，建有动物实验室的医学院校和科研单位等，基本都立碑，这与日本人大多信奉佛教有关。

　　感恩背后，积聚着参差不齐的动物福利意识。

　　世界公认，“动物福利”包括5大自由：不受饥渴，生活舒适，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表达天性。在实验动物身上，人类很难同时兑现5大自由，损害它们的健康往往是研究的必经过程。在动物痛苦与科研欲求之间，目前广获认同的平衡点是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使用低等级动物代替高等级动物，或不使用活体脊椎动物进行实验)、减少(reduction：把使用动物的数量降低到实现科研目所需的最小量)、优化(re-finement，通过改善饲养、实验条件等，尽量减少对动物机体的损伤，减轻它们的痛苦和应激反应)。

　　赵四海力所能及地践行着善待实验动物的理念。助手给白兔打麻药时，他叮嘱“慢点推”；亲自解剖时，他耐心等白兔完全停止呼吸才动刀。

　　生存条件在改善，是实验动物得到的另一项福利。刘恩岐说，他们所养老鼠都是SPF(无特定病原体)级的，可谓娇生惯养：住在封闭的屏障系统内，空气经过三级过滤；饮用水是无菌的；饲料、笼具、垫料等经过高压或紫外线消毒；室温保持在18-22℃之间；工作人员进入前须先淋浴，换上灭菌服……

　　实验动物分级，按照现行《实验动物国家标准》，大小鼠分为清洁级、SPF级、无菌级；兔、脉鼠、地鼠分四级，比大小鼠多一个普通级；猴子和狗分普通级和SPF级别。刘恩岐说，国内的兔、狗等实验动物大多是普通级，而大小鼠基本属于SPF级，无菌动物非常少。

　　改善之路

　　中国实验动物的生存条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太乐观。

　　实验动物以集群方式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代，急需研发生产疫苗、菌苗预防各种传染病，国家遂在北京、上海、长春、武汉、兰州等地成立生物制品研究所，并配套建立实验动物繁殖基地。医药院校、药品检定所、卫生防疫部门及某些研究机构陆续跟上，成立实验动物饲养场。

　　西安交大实验动物中心的前身———西安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饲养场也在这个时期建成。刘恩岐的前任领导薛超回忆，当时饲养场被归为后勤部门，任务只是养动物，动物很普通，条件也很简陋，老鼠养在土陶罐中，兔子和狗关在砖头砌成的小隔间里。

　　薛超的大学同学、肝胆外科知名专家潘承恩记得，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羊、狗等动物被实验后，还要走上餐桌。

　　改革开放后，实验动物的生存条件有了些许制度保障。

　　1988年，《实验动物管理条例》颁布，规定“实验动物必须饲喂质量合格的全价饲料，直接用作饲料的蔬菜、水果等，要经过清洗消毒，并保持新鲜”；“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不得戏弄或虐待。”

　　1997年，3R原则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关于“九五”期间实验动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实验动物替代研究”被列为“实验动物基础性研究”的重点内容。

　　2006年，科技部发布《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从饲养管理到动物实验逐项规范，比如“在抓取动物时，态度温和，动作轻柔”，“在对实验动物进行手术、解剖或器官移植时，必须进行有效麻醉”，“在不影响实验结果判定的情况下，应选择‘仁慈终点’，避免延长动物承受痛苦的时间”。同年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将“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列为科研不端行为之一。

　　与此同时，北京、湖北、云南、江苏、黑龙江、浙江、广东等省市陆续出台地方性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不同程度保护了动物福利。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颁布的1988年，西安医科大学的实验动物饲养场更名为实验动物中心，首位主任即是薛超。那年，破天荒地分来大学生，刘恩岐是其中之一。牌子换了，但设施依然老旧，大学生们课堂所受专业训练在“饲养场”中全无用武之地，陆续离去，仅剩刘恩岐坚守。

　　1994年，刘恩岐当上主任，实验动物中心的软硬件与他刚到时相差无几。《关于“九五”期间实验动物发展的若干意见》显示，那年，我国所用实验动物，清洁级以上小鼠占6  .5%，清洁级以上大鼠占2.2%，SPF级老鼠为数极少，绝大多数是普通级老鼠。“意见”要求，到2000年，基本普及使用清洁级实验大小鼠，某些重点科研项目用实验动物要达到SPF级水平。

　　进入21世纪，SPF级实验动物设施在中国一下冒出很多，刘恩岐的实验老鼠于2007年搬入SPF级实验动物设施内。最近，他则向学校提议，借鉴国外经验成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会员至少有兽医和动物保护组织代表各一人。

　　在这方面，上海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已先行一步，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会依据动物保护、福利、伦理以及综合性科学评估等原则，对动物实验者进行审查。不过，对严重违反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部门或个人，处罚仅是“限期整改”。

　　推动力

　　逐步改善实验动物的生存环境，中国在很大程度为国际形势推动。

　　有个故事在医学界广为流传。1980年，东北某知名教授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一篇有关“克山病”的论文惊艳全场。当国际同行们得知，他所用的实验动物是遗传背景不清的普通动物时，赞叹变成怀疑。事件惊动了科技部和卫生部，规范实验动物的工作随之开始，1982年，全国第一次实验动物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发展实验动物科技被纳入规划。

　　由此不难推想，保证实验动物质量成为系列法规的第一目的，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开门见山：“为了加强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工作，保证实验动物质量，适应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本条例。”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动物保护运动的深入，实验动物学的关注焦点逐渐从饲养管理和实验操作，转向动物福利和实验结果的质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涉及实验动物的论文，不但要求所用实验动物合格，作者还需提供所在单位“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复旦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陆伟跃早先称，该院有多名师生的论文因缺少审查意见而遭到拒绝。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实验动物福利问题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学术圈，由实验动物衍生出的贸易壁垒，凸显于药品、生物制品、化妆品、食品、服装、玩具等产业，典型案例是，2009年后，欧盟禁止用动物进行化妆品毒性和过敏试验，也不允许成员国进口和销售违反上述禁令的化妆品。

　　2001年，国家科技部明确提出“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动物福利保障制度”，并把这项工作列为“全面推行实验动物法制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实验动物福利这一概念在欧美等国的提出，则与中国差别甚大，是从反对虐待动物、动物保护运动发展而来。法学博士曹菡艾在《动物非物》一书中有详细阐述。

　　世界动物保护运动发源于英国，因为当时斗牛、斗鸡等血腥活动盛行，最早的保护对象是马、驴、牛、羊、狗、鸡等牲畜。1824年，支持者发起成立世界首个动物福利保护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后经维多利亚女皇许可，冠以“皇家”字样，保护动物随即成为体面而时尚的慈善活动。

　　随后，法、美等国也纷纷立法禁止虐待动物，而第一部专门针对实验动物福利的法律———《实验室动物福利法》，1966年在美国出台。

　　替代之法

　　对于实验动物而言，最好的福利是免于实验。目前，科学家们找到多种替代办法，如体外技术，用细胞器、细胞、组织和器官做研究，还有使用低等动物、数学和计算机模型等。1980年代以来，全球实验动物使用数量逐步下降，刘恩岐说，这与替代方法增多关系很大。

　　在中国，实验动物替代方法研究起步才十多年，而这有望写入《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条例”的修订工作2000年已开始，参与修订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实验动物中心副主任贺争鸣告诉南都记者，新条例的主要变化在于，增加了动物福利和生物安全的内容，鼓励开展替代方法研究。

　　2009年公布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有一章专门针对实验动物，鼓励“推广替代实验方法，减少非必要的动物实验”。

　　“替代”不等于“取代”，刘恩岐说，人体构造非常复杂，非动物模型只能部分反映疾病的特征，无法描述疾病如何作用于人体，如果没有实验动物，生物医学研究将难以为继。

　　著名的世界动物保护运动倡导者彼得·辛格开出的药方是，“停止没有立即而急切用途的动物实验”。在《动物解放》一书中，他用多个案例试图证明，“千万次的动物实验中，只有极少几次真正对重要的研究有用”，比如“过半致死率剂量”研究。而最根本的理由是，“动物和人之间有明显差别，但都能感觉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