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Jenner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疫苗即天花疫苗，开创了人类用疫苗来控制传染病的先例。在19世纪末，以疫苗之父巴斯德为代表，先后成功研制了减毒炭疽、霍乱及狂犬病疫苗，形成了第一次疫苗革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是疫苗研制的过渡时期，人们根据巴斯德等的疫苗研制经验成功研制了多种疫苗，在传染病控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病毒可在受精鸡胚里生长，由此制造出安全且有效抗黄热病的鸡胚组织苗，开创了病毒疫苗的制备技术。其后，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从1962年开始人们利用该技术开展基因工程疫苗研究，1986年成功研制了乙肝表面抗原苗，这标志第二次疫苗革命的开始。1992年，Tang等报道了基因免疫，引发了第三次疫苗革命。

 

 

动物传染病的控制和消灭不仅对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对人类健康意义重大。目前，动物传染病控制的原理是针对引起流行的三个环节采取相应的措施，即消灭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群体。疫苗的作用主要是保护易感群体，从而降低动物疫病流行的风险，可以说动物疫苗是人类控制动物疫病最有效的手段。不过，要有效控制乃至消灭传染病，单靠疫苗是不够的，因为没有解决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问题。我国在应用疫苗控制畜禽疫病中存在认识误区，即过分地依赖疫苗，这种思想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决策的领导人中，也存在于一些经营者和技术人员中。我们只有正确认识疫苗在控制乃至消灭畜禽传染病中的作用，才能把握疫苗研究的方向，才能正确使用疫苗。

 

我国动物疫苗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且竞争激烈。行业龙头为具有国企背景的中牧股份，是招标苗业务比重最高的企业（85%），而市场苗占比最高的企业为瑞普生物（80%）。非上市公司在招标苗竞标和市场苗销售方面均对上市公司构成了威胁，如必威安泰、普莱柯生物、益康生物、中农威特、青岛易邦等。动物疫苗企业的利润较高，因此也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

 

相比美国严格的防疫体系，中国动物疫病以防疫为主，扑杀体系和疫病根除制度仍有很长的时间需要规范和落实，因此，行业的天花板还不会出现；中国动物疫苗需求大军，中国生猪养殖业仍处于规模化初期，规模化继续提升将带来的疫苗需求的继续增长；中国动物疫苗的非市场化（存在政府苗和市场苗）体制进一步向市场化迈进将带来行业规模的增长（政府苗价格的上升以及部分政府苗向市场放开）。

 

未来随着防疫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市场苗的逐步放开，生物制品将迎来更大的市场空间，2013年动物疫苗市场规模为83.8亿元，2009年以来平均增速19%，以此增速，2015年其市场规模约126亿元，2016年的全国的市场规模约151亿元，增速达到21%左右。根据测算，其长期市场规模将增至约320亿元，加上外资进入的壁垒较高（需和国内企业合资建厂），国内生物制药企业仍有充足的成长空间。

 

2015-2020，国内动物疫苗市场将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首先，中国需要免疫的经济动物数量庞大。猪、牛、羊等主要牲畜的存栏量和出栏量基本上保持5-10%的增长率，而鱼虾等水产品也有疫苗需求。其次，中国畜牧业正向规模化饲养发展。规模化养殖，特别是高密度养殖，提高了禽畜的疫病传染概率。第三，为了抵御疫病，养殖户大量使用农药和抗生素，造成禽畜产品体内残留超标，在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面前，中国禽畜产品的出口受阻。

 

总体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动物养殖规模化程度总体还比较低，散养以及小规模养殖仍然占畜牧业较大比例，同时，大规模扑杀模式所需资金较大，相关经常性补偿机制在我国尚未形成。因此，我国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采用“疫区扑杀为主、接种疫苗预防为辅”的防疫模式。预计未来较长的时间内，“接种疫苗预防为主、疫区扑杀为辅”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动物疫苗将是我国畜牧业防疫的主要手段。国家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推行重大疫病强制免疫制度，并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将增加对动物疫苗的需求，促进动物疫苗企业的发展。

 

 

疫苗根据其是否含活的病原体可分为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大类；根据其研制方法和生产技术又可分为常规疫苗和新型疫苗。所谓“新型疫苗”是指上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在重组DNA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研发的疫苗，又称重组疫苗或遗传工程疫苗。无论是何种疫苗，必须考虑3个要素：安全性、免疫效力和价格可接受性。此外，疫苗使用的方便程度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上述3个要素中价格的可接受性对动物疫苗尤其重要，这是与人用疫苗很不同的地方。如禽流感疫苗仅几分钱一羽份，而人流感疫苗则需60～70元一人份。

 

 

 

常规活疫苗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性问题。原始的活疫苗实际上是野毒，如我国唐代用天花患者的脓汁入工接种以预防天花的严重爆发，有些国家和地区近代还用鸡传染性喉气管炎（ILT）野毒制活疫苗的例子，现在已很少见，因为安全性太差。现在使用的常规活疫苗，其毒种大多数是经不同方式人工致弱而成。因为这种致弱过程很难控制，而且疫苗病毒仍需在动物体内增殖以诱发坚强的免疫力，所以一般的活疫苗均有一定的残余毒力或致病性。疫苗的残余毒力和引起的免疫应答往往是一对矛盾。从安全性考虑疫苗的残余毒力越小越好，最好是完全无毒，但这样的活疫苗往往产生的免疫力不坚强。这在鸡传染性法式囊病（IBD）活疫苗表现特别明显，完全致弱的IBD活疫苗在有母源抗体存在的条件下不能诱发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残余毒力到一定程度，虽然能产生坚强免疫，但本身可产生临床或亚临床疾病，在IBD疫苗的情况下还产生对其他病得免疫抑制。疫苗残余毒力是免疫副反应的主要原因，如鸡群中使用传染性支气管炎（IB）和鸡新城疫（ND）活疫苗引起呼吸道病副反应，猪群使用繁殖和呼吸综合症（PRSR）活疫苗也产生副反应，这些都常见。除残余毒力外，弱毒活疫苗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疫苗毒株和野毒株之间发生重组，导致新毒株的出现。这在IBD活疫苗尤其突出，疫苗病毒和野毒同时在鸡体内持续存在，就可能出现新的重组病毒，特别是S1基因重组，有时出现疫苗病毒逆转而使致病性增强，如鸡群A亚群白血病病毒（ALV）的末端重复序列可被MDV血清2型疫苗激活，而增强ALV的复制和肿瘤发生。常规活疫苗虽然存在这些安全性问题，但其成本低廉，一般产生的免疫力坚强，能同时诱发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和局部粘膜免疫以及非特异免疫应答，因此目前仍是动物疫苗的主角。

 

除活疫苗外，动物疫苗多数为灭活疫苗，其优点是安全性好，只在少数情况下因灭活不完全才发生事故。但灭活疫苗的费用比活疫苗贵，需要用佐剂提高免疫应答，往往需每只注射；另一重要缺点是仅能诱发体液免疫应答，因此虽有高水平抗体，却不能阻止侵入的强毒在肠道或呼吸道复制排出。而由灭活苗产生的高水平体液免疫的种畜禽，对后代主动免疫会产生严重干扰。有些灭活疫苗，特别是大肠杆菌等全军灭活疫苗还能引起严重的副反应。

 

 

常规疫苗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是它们目前仍是动物疫苗的主导产品，因此我们在研究新型疫苗的同时，不应放弃研究新的常规疫苗。应用常规的方法仍可以研究出安全性和/或免疫效力比现有疫苗好的活疫苗。例如在IBD活疫苗方面，现有的有些疫苗在有母源抗体的情况下不能产生坚强的免疫力，不能抵抗超强毒的攻击，而另一些疫苗能在母源抗体存在的情况下产生坚强免疫，并能抵抗超强毒攻击，但是残余毒力太强，在有些情况下能使鸡群产生较强的免疫抑制。用常规的方法研究出能在有一定母源抗体条件下产生坚强的免疫并抵抗超强毒攻击，同时又不引起鸡群发生明显的免疫抑制的新疫苗，就成为我们工作的切入点。又如ND活疫苗也有用常规方法研究改进的空间。我国对ND的控制，目前或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主要依赖使用疫苗，关键的问题是免疫鸡群有强毒存在或进入后仍能引起感染并在呼吸道或消化道粘膜复制并排出，在群内维持传播。因此研究新型疫活疫苗，除了要求毒力低（ICPI≤0.4）不产生明显的呼吸道副反应外，还要求能刺激产生坚强的免疫力，特别是产生高水平的呼吸道和消化道粘膜免疫。这种疫苗将大大降低免疫鸡群ND强毒感染和在呼吸道和肠道复制的水平，有利于ND的控制。Witter最近在讨论鸡马立克氏病（MD）时指出，虽然用经典病毒学方法研制新疫苗目前不受青睐，但却可能提供一些有希望的制品。他在细胞培养中发现RMI株，是MDVJM株中整合了网状内皮增生症LTR序列的致弱病毒，能在所有品系鸡提供对超强毒的攻毒保护，实质上比CVI988疫苗更有效。

 

此外，也可在高效免疫佐剂、增强剂和工艺改进研制高效联苗等方面，改进常规灭活疫苗。

 

 

 

前面提到用常规方法研究新的畜禽疫苗仍有一定的空间，但从总体上说用传统的经典方法研制出安全性和免疫效力都比现有疫苗号的活疫苗，这一过程是不能控制的，往往是随机的和碰运气的，新疫苗的研制远没有畜禽群体中疫苗变化来得快、如IB新的致病型和血清不断出现，IBD超强毒的普遍存在和MD病毒的毒力越来越强，均需要研究过程能够控制的、定向的新型疫苗。从一些传染病控制和消灭规划实施和免疫监测要求来看，很需要将自然感染和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应答区分开。一般来说，常规疫苗很难做到这一点，但以DNA重组技术和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型疫苗却很容易做到这以点，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大多数细菌性疾病来说，都为用常规方法研究出来的活疫苗，而大多数的灭活疫苗效果均不理想。我国对细菌性疾病的控制主要靠维生素，因抗生药越来越严重，不仅使成本增高，而且对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威胁。因此用新的方法研究重要细菌病的疫苗已经很为迫切。对基于DNA重组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新型疫苗，有几点共同的要求：（1）安全性应高于现有的常规疫苗；（2）免疫效力如不能显着高于常规疫苗，至少应与常规疫苗相当；（3）价格大致与常规疫苗相等；（4）解决一些常规疫苗无法解决分问题，如区分自然感染和疫苗应答等。

 

 

世界上已经获得许可正在使用和正在研究的新型疫苗有4类：1类是灭活产品，如重组蛋白疫苗；2类产品为基因缺失的病原体制成的基因缺失疫苗；3类是表达插入基因的载体基因；4类是基因疫苗活DNA疫苗。

 

在1类产品中，有重组α和γ干扰素，和其他细胞因子。α干扰素对有些病毒感染有明显抑制作用，而γ干扰素则有增强MHCП类分子表达，提高增重等作用。用真核或原核表达的重组蛋白制成的亚单位疫苗，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动物疫苗领域已批准使用的还不多。

 

在2类产品中，有基因缺失疫苗或标记疫苗，即将毒力相关和抗体产生相关的特定基因删除或改变，血清学检测时能区分野毒感染和疫苗应答。畜禽用基因缺失疫苗最成功的例子是猪伪狂犬病和肠炎沙门氏菌（SE）疫苗及鼠伤寒沙门氏菌疫苗，因为疫苗株均删除了致病基因，使用很安全。

 

在3类产品中，用作载体的有鸡痘病毒、鸡马立克氏病毒（HVT和MDVⅠ型）、腺病毒等，和沙门氏菌等细菌。载体疫苗的研究已有近20年的历史，涉及的动物疫苗有很多种，全世界已被批准的有鸡痘病毒为载体的MD疫苗、ND疫苗等，但到目前为止获得大规模推广应用还不多。究其原因，是对载体的母源抗体或先前的免疫对重组疫苗的免疫效力产生干扰，有些重组病毒经在细胞上多次培养而导致在动物体内复制不佳，这两方面都使重组疫苗有待完善。

 

在4类产品中，有DNA疫苗，其优点是能同时诱发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但其DNA释放进入APC的效力有待提高，要能在安全性、免疫效力和价格几方面都能被接受在畜禽中使用，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我国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的情况，新型疫苗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类疾病。一是国家需要区域性消灭和全国性消灭规划一类疾病。根据世界各国实施这种规划并成功消灭一些传染病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都有停止使用一切常规活疫苗（可以使用灭活疫苗）到停止使用一切疫苗的阶段，在中国这一阶段可能会比较长，这时需要有能替代现有常规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的新型疫苗。这些疫苗的应答能与野毒感染的应答区分开；应能补充常规灭活疫苗不产生细胞免疫和有效局部免疫的不足。二是现有常规疫苗存在较大缺陷，用常规方法改进短期难以克服的一类疾病，如PRRS等。三是传统上依赖抗生素控制的重要细菌性疾病，这类疫苗的使用可大大减少畜禽抗生素的用量。四是一些目前有较好常规疫苗的重要传染病，研制的新型疫苗应有1～2个重要特性大大优于常规疫苗，因此可作为常规疫苗的补充。

 

在未来新型动物疫苗的研究中应特别注意：将一个新疫苗的研制与一个国家和地区该病原体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相结合；对于一些发病的免疫机理尚不很明确的疾病，如猪的PRRS和PVC-2感染，鸡的传染病贫血和REV感染等，疫苗的研制必须建立在发病和免疫机理研究的基础上；与病原体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

 

进入21世纪人类已步入后基因组时代，测定出大多数重要传染性病原体的全基因序列已为期不远，目前大多数病毒病原体都有全基因序列，近几年来每年完成的病原细菌的全基组序列均在20种以上。以病原体全基因组序列为基础的一些新的技术平台如RNA病毒的反向遗传技术，DNA病毒亚基因组粘粒片段产生传染性病毒技术，为新一代病毒疫苗研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细菌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反向疫苗学（reverse vaccinology），采用大规模、高通量、自动化和计算机分析的研究方法，短期内从细菌全基因组水平来筛选出大量具有保护性免疫反应的候选抗原，并完成克隆表达和提纯，无疑将为一些复杂病原体特别是细菌病原体新疫苗的研制开辟新途径，对B亚群脑膜炎奈瑟氏球菌疫苗的研制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不论是何种新型疫苗，除了安全性以外，提高在商业动物群体的免疫效力，仍是需要努力克服的难点。

 

 

 

动物疫苗主要分为经济动物类产品（猪、鸡、牛、羊等）和宠物类产品，其中宠物类产品大多采用进口疫苗，国内企业市场占有率极低，且进口替代仍需时日，所以通常所说的动物疫苗仅指经济动物类产品。动物疫苗属于政策敏感性行业，一方面养殖业本身受到政策调控，如近几年环保压力导致的生猪存栏大幅下降，间接影响到动物疫苗的需求；另一方面，动物疫苗的生产涉及生物安全，也受到农业部严格控制，包括定点生产资质、新兽药证书及生产文号的申请等，都需要严格审批。尤其在强制免疫疫苗方面，正是因为政策的限制，才使得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生产厂家一直保持在个位数。此外，历史上强制免疫政策的推进也使得疫苗市场规模呈现爆炸性增长。

 

 

行业纲领性文件《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2012 年 5 月 2 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 2020 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

 

根据规划，我国优先防治和重点防范的动物疫病有 29 种，其中优先防治的国内一类动物疫病有 5 种，包括口蹄疫（A 型、亚洲 I 型、O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

 

优先防治和重点防范的动物疫病

 

规划提出，到 2020年，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16 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达到规划设定的考核标准，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 5%、6%、4%、3%以下，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着降低。牛海绵状脑病、非洲猪瘟等 13种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传入和扩散风险有效降低，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和处臵能力明显提高。

 

 

2016 年 7 月 21 日，农业部、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继续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小反刍兽疫实施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2）在布病重疫区省份（一类地区）将布病纳入强制免疫范围，将布病、结核病强制扑杀的畜种范围由奶牛扩大到所有牛和羊；3）将马鼻疽、马传贫纳入强制扑杀范围；4）包虫病重疫区省份将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范围；5）对猪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暂不实施国家强制免疫政策，由国家制定猪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治指导意见，各地根据实际开展防治工作；6）方案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兽医卫生事业“十三五”规划发布，全链条监管力度将加大

 

发展目标：规划指出，到 2020 年兽药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中型以上生产企业占比超过 70%，产能利用率提高 10%以上。“十三五”末兽药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5%以上。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占比超过 80%，生猪代宰率下降10%以上，生猪屠宰场点“小、散、乱”状况得到基本改善。

 

重点任务：有计划地控制净化重点病种：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继续实施强制免疫。布鲁氏菌病强化区域化管理，推进养殖场和重点养殖区监测净化。奶牛结核病采取风险评估、移动控制与检疫扑杀相结合的防治措施。狂犬病重点加强免疫和疫情监测，协调促进犬类登记管理。血吸虫病以控制牲畜传染源为重点，实施农业综合治理。包虫病落实驱虫、免疫等预防措施，加强检疫和屠宰管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沙门氏菌病、禽白血病、猪伪狂犬病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强化种源监测净化。维持马鼻疽全国无疫状态，到 2020 年力争全国消灭马传染性贫血。深入实施《全国小反刍兽疫消灭计划（2016-2020 年）》，力争到 2020 年，除毗邻小反刍兽疫疫情国家的陆地边境县（团场）或沿边境线 30 公里范围内的免疫隔离带以外，全国其他地区达到非免疫无疫区标准。防范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风险：坚持疏堵结合，重点防范非洲猪瘟、牛海绵状脑病等《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确定的外来动物疫病。

 

主要变化：“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构建全链条兽医卫生监管服务信息化体系，强调对养殖到屠宰全链条的监管，尤其是对屠宰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

 

 

就动物疫苗而言，现在全世界仍以常规疫苗为主，我国也是如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常规疫苗仍然会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①遗传工程疫苗研制的周期长，安全性评价要求更严；②免疫效力达到乃至超过常规疫苗的还不多，目前仅有伪狂犬病、沙门氏菌等基因缺失疫苗和仔猪下痢大肠杆菌疫苗少数几种；③有不少研制中的基因工程疫苗，其生产成本高，价格的可接受性是个大问题。

 

基于以上情况，我国畜禽疫苗的研究应有两手：一是常规疫苗研究，用新的常规疫苗补充或替代现有的常规疫苗；二是加大新型疫苗研究开发的力度，研制出能用于畜禽传染病控制和消灭计划的高效疫苗。下面将讨论畜禽疫苗研制的3个方面：①常规疫苗的主要缺陷和研究改进的空间；②新型疫苗的需求和已经使用及正在研究中的新型疫苗；③新型疫苗未来发展的方向。

 

随着我国疫苗研究技术进步和疫苗研发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我国疫苗生产检验技 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显着提高，很多产品质量高于国外同类产品，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价格有所提升，盈利空间也有所提升。传统的灭活疫苗、弱毒疫苗、生物反应器、高密度发酵、免疫佐剂、耐热冻干保护剂等工艺技术进步提升加快，产品质量提升加快，常规家禽疫苗基本取代进口疫苗，猪用疫苗也正在迅速取代进口疫苗。基因工程缺失疫苗、合成肽疫苗、亚单位疫苗和活载体疫苗等基因工程高技术疫苗已进入疫苗市场，DNA疫苗、转基因植物疫苗等也将进一步进入疫苗市场，相信随着这些高技术疫苗陆续取代传统动物疫苗进入市场必将推动动物疫苗市场繁荣发展。

 

随着市场对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取消政府招标，放开市场苗销售将是大势所趋，品质提升带来的价格上涨将推动行业扩容。

 

畜牧养殖行业的规模化对于疫苗安全性、保护效力、质量以及疫苗使用便利性的要求也愈发严格。针对行业的需求，近年来动物疫苗产业的研发集中在新型佐剂、抗原纯化、细胞株或病毒株的高通量筛选、悬浮培养等热点。

 

疫苗是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的生物制品，若未储存于适宜的温度范围内，其效力将下降甚至完全遭到破坏。尤其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通常非常需要动物疫苗，常常发生疫苗变质失效等情况。随着近年来各省对于冷链体系的建设和重视，上述情况已经得到很好的改善。冷链正是将疫苗质量维持在最佳状态的全过程。冷链的起始环节为疫苗生产商，经过运输、储藏、管理等具体环节，以完成疫苗接种为终点。在冷链的各个环节，必须始终让疫苗严格保存在狭窄的可允温度范围内，以避免疫苗接种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冷链体系的完善将扩展动物疫苗在更多地区的市场。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动物疫苗企业的研发能力薄弱，新产品研发投入较少，在新产品开发上缺少有力的技术支撑，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少数企业具备研制新疫苗的能力。据中国兽药协会统计，2010年全行业研发总投入为4.45亿元，平均每家动物疫苗企业研发投入仅数百万元，与国外企业动辄上亿美元的研发投入相比，差距十分明显。行业整体研发能力薄弱、研发投入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动物疫苗行业的发展。

 

动物疫苗行业是以知识技术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相信随着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深化，政府招标采购政策的不断完善，必将还动物疫苗行业的本来面目，知识技术产品必将成为动物疫苗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驱动、品牌推动、市场拉动成为企业发展新动力，市场疫苗份额将大于政府采购疫苗份额是发展趋势。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动物疫苗企业与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动物疫苗占现代规模养殖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例很小，因此，为以防万一，现代规模养殖企业对高品质动物疫苗需求旺盛。一个动物疫苗企业要想满足生产市场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是企业本身的研发机构，研发机构需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战能力，还需要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可针对性提出战略性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动物疫苗企业需要强化自身研究机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研究机构，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与国内外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不断研发动物疫苗新产品这样的动物疫苗企业给国内养殖业信心。由于研发一个动物疫苗新产品动辄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一家企业往往难以承受，因此，企业与企业之间、疫苗科研单位与企业之间、大学与企业之间自愿组合研发联合体与日俱增，它们紧跟国际科技前沿，面向生产市场需求，研制出了一个个动物疫苗新产品，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光有好的”发动机”还远远不够， 尽管当前大多数动物疫苗生产企业都在进行市场高端疫苗转型，但并非所有企业都可以生产出高品质疫苗，生产原理虽然简单，但生产工艺复杂，且需要较高的生产管理水平、品控流程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往往是细节决定成败，这也是国内疫苗品质长期难以比肩国际巨头的核心原因。现有生产产品质量稳定是市场稳定的基础，这个环节的产品质量的设计、生产品控、产品工艺的革新等都需要企业高度重视，关键生产技术人员的在岗培训和企业忠诚度的培养至关重要，这个过程对企业而言是个长期的过程，企业的品牌与信用度是慢慢培养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企业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应急能力，准备一系列应急预防，以备不时之需。

 

生物谷将于2017年10月20日-22日在上海举办2017（第四届）动物疫苗峰会。届时将由多位国内动物疫苗研发的顶级专家把脉该行业国家政策法规走向，探讨行业竞争格局和趋势，分享当今疫苗市场的新趋势和发展潜力，期待为行业内的专家和行业领导者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国内疫苗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