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参入药，在中国有着千百年历史，在《本草纲目》等医药文献中都记载，然而丹参的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一直是个谜。直到有一天，王逸平揭开了谜底。

 

30年前，王逸平毕业进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工作。这个勤勉好学的小伙子凭借出色的科研工作，很快成为所里最年轻的课题组长。

 

1992年，丹参多酚酸盐项目立项，1994年开始进入药理学研究。

 

“一个药把我们两个实验室紧紧绑在一起，就像父母一起培养孩子的成长。”王逸平的合作伙伴、上海药物所宣利江研究员说。

 

1994年，还是博士生的宣利江，因博士论文中丹参水溶性成分的活性筛选需要，找到了王逸平。他俩的合作大门就此打开。

 

早期研究中，课题组面临经费短缺、设备陈旧等困难，王逸平带领团队成员，借来仪器利用晚上进行检测，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忙碌着。体重减轻了，他就自我调侃为“免费减肥”。

 

机缘巧合的一天，王逸平正在为同事送来的100多种丹参水溶性组分和化合物做测试，丹参乙酸镁的实验数据令他眼前一亮：它的生物活性特别强。“这可能就是丹参中最主要的药用成分。”

 

基于这个重要发现，王逸平带领团队刻苦钻研，提出了以丹参乙酸镁为质量控制标准来研制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方向。

 

最终的临床使用证明，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临床疗效显著。

 

迄今为止，该药已用于全国5000多家医院、受益患者达1500多万人，累计销售额突破200亿元，成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典范。

 

“我俩有一种默契，双方都明白想要的是什么。”宣利江回忆，每当聊起受益的病患，王逸平脸上总会浮现他特有的笑容，那是一种稳稳的踏实感和幸福感。

 

如今，宣利江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发呆，“他走了，我的科研也失去了‘另一半’，心里空落落的”。

 

 

从30岁到55岁，人生的最好时光，王逸平是在与疾病漫长的斗争中度过的，也是在为解除人民疾病研发新药的艰难探索中度过的。临终前不久，他的病情只能依靠激素治疗，但效果已经不佳。他一再表示要争取时间，把在研的几个新药做完，还有很多想法要去探索。

 

王逸平先后承担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项等科研项目。长期的一线科研让他形成了对新药研发的独特思路。“做新药，最难的不在于坚持，而在于知道何时应该放弃。”他说。

 

中科院院士、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告诉记者，王逸平研发一个新药已经十几年了，连专利都申请了，可药效评价不理想。为了新药安全，视时间如生命的他不得不选择放弃。“只有严苛，才能换来每一种新药的安全。”

 

王逸平主持抗心律失常一类新药“硫酸舒欣啶”的药理学研究，一做就是20年。目前，该药物获得多国发明专利授权，已完成Ⅱ期临床试验。

 

他领导团队构建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体系，为全国药物研发企业完成了50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学评价，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面对荣誉，他一直淡然处之：“新药研发领域，没有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

 

岳建民院士是王逸平多年的同事，不久前王逸平特地告诉他，已经建立一种新模型，邀请他去筛选化合物。这项工作还没开始，王逸平就不辞而别，这令岳建民痛惜不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为导师，王逸平用自己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

 

学生李惠惠，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与导师在办公室的谈话。王逸平说：“培养一个研究生不容易，我们要想想，5年里应该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国家的投入。”

 

丁光生是我国第一代临床药理学家，是王逸平崇敬的科研前辈。当年，王逸平向丁老主编的期刊投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文章几经修改，丁老一直摇头。直到王逸平发现参考文献中的一个作者英文名少了个字母，补上后，丁老才终于点头了。这种严谨的治学风范对他影响很深。后来，他给学生们修改论文，也常常用这种办法。

 

“他是一个有耐心又好脾气的老师”“生活上王老师很细心，大家的口味，他都记在心里。”“他从来不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但他自己却始终很勤奋。”在学生眼中，他们的“王老师”亦师亦友。

 

一辈子能做成一个新药，是很多新药研发者的梦想。王逸平42岁就做成了丹参新药，老所长陈凯先院士送给这名学生一个雅号——“王逸老”。

 

1993年，30岁的王逸平被确诊患有Crohn’s（克罗恩）病，切除了一米多小肠。克罗恩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控制。他的体重常年只有百斤左右，时常拉肚子、便血。学医出身的王逸平很清楚，从此健康只会恶化。

 

要跑赢病魔，要和时间赛跑。王逸平的办公室冰箱里常备注射针剂。“为了节约时间，总是自己给自己看病，连针也自己打。”妻子方洁说。

 

他的同事沈建华记得，王逸平每周末几乎都在办公室加班，过年过节也不例外。

 

为了工作方便，王逸平在单位附近买了房子，他托人找装修公司时提的首要要求就是“装修时间要快”。

 

“今年年初，王逸平已感觉自己的病情持续加重，”所党委副书记厉骏回忆说，但他还想再多争取一些时间，把手上的几个新药做完。

 

 

鞠躬尽瘁为民做药，是王逸平用自己的一生对党员科学家做出的诠释，但这还不是全部。从1998年担任药理一室党支部组织委员开始，他又与党的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和所党委委员，20年中，他始终坚持把做出更多更好的新药作为自己做党的工作的重点。

 

该所药理二党支部副书记周宇一直记着“老支书”王逸平的“3万天”理论：“人一生大约有3万天，能用来工作的有效时间只有1万天。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党建工作要围绕科研工作。”这是王逸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周宇记得，王逸平很关注研究所公用设备的运维情况，他曾多次组织支部成员协调公用科研设备使用，强调要高效使用、避免浪费。而多年前，王逸平曾把荣获“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奖金全部捐出。

 

今年2月27日，王逸平最后一次参加党委会，在谈起在研究所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时，他准确地把握到人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出“要把年轻队伍培养起来，后继有人非常重要”。

 

王逸平同时是一个看重文化传承的人。2016年，所里王逸平做一个“科学家谈新药研发”的报告。报告当天，现场座无虚席。王逸平以“路漫漫其修远兮”自勉，更以一名科学家、共产党人的心怀高远、不轻言放弃的坚定与执着，让全场在了解新药研究规律的同时，对传承药物所优秀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

 

在上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印象中，王逸平是所里担任党支部书记时间最长的科学家。他对科研工作一丝不苟，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很乐观，常常拿自己的窘事逗大家，是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

 

有人说，他虽然输给了病魔，却跑赢了人生。王逸平正是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执着科学、创新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