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病理解剖是全面揭开新冠肺炎“真面目”的最直接手段，是实现其“最后诊断”的唯一途径。面对诡异狡猾的新冠病毒，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带领着他的“特种团队”，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战斗中。他们是最早获得指定机构资质开始微创尸检的团队，领衔完成了目前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系统尸检和病理诊断，取得了新冠肺炎病理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陆军军医大学病理团队在武汉（右二为卞修武）。

主动请缨逆行武汉 完成新冠肺炎病理检查40例

在卞修武的手机屏保上，一直保留着他们团队首次发现和报道的肺内新冠病毒的“真面目”。

“病理即疾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原理。”卞修武表示，病理解剖就类似“侦察兵”，病理诊断就像临床医生的“眼睛”。由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结果，对于认识新冠肺炎的病理改变和本质、揭示发生机制和发展规律、完善临床诊治方案，都有重大帮助，并能从根本上寻找新冠肺炎的致病和致死原因，给临床救治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1月份通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等途径提出开展新冠肺炎尸检工作的建议方案，并被国家采纳。

2月8日，卞修武院士主动请缨奔赴武汉，直到4月16日圆满完成任务后才随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回撤。

疫情下的武汉市，没有符合要求的尸检室和配套设施，他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从全国各地紧急筹措，“三天集成负压尸检方舱”“两天建立红区病理科”“两小时获批尸检机构资质”，在移动手术方舱基础上，在火神山医院建了首个符合负压过滤的生物安全尸检方舱和病理研究室。

回想起在武汉进行的第一例解剖，卞修武说：“当我第一眼看到了这个疾病的病变本质，心情很沉重。”截至4月3日，卞修武带领团队共开展系统尸检27例和微创尸检（穿刺）13例，总共完成新冠肺炎病理检查40例，在同期新冠尸检中是全球病例最多的。取得了包括新冠肺炎与SARS病理特征的鉴别、呼吸衰竭机制的新认识与救治意义、新冠病毒的全身分布与播散机制、“炎症风暴”的病理基础、某些肿瘤标志物升高的细胞来源以及转阴患者肺部病理与纤维化特点等原创性发现。

卞修武院士。陆军军医大学/供图

国家方案首次纳入病理内容 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卞修武院士带领的尸检病理团队从器官外观、组织显微结构、疾病相关蛋白染色和病原体核酸检测等层面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病理学观测、诊断和研究工作。结果发现，新冠肺炎病理改变以肺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病毒性肺炎特征，包括肺泡渗出性炎、肺间质炎、肺泡上皮细胞增生、透明膜形成和病毒包涵体，晚期形成肺肉质变和间质纤维化。病变导致的肺泡损害、渗出物和微循环异常引起气体交换功能障碍，小气道黏膜上皮脱落和黏液栓形成导致气道阻塞而影响通气功能，是呼吸功能衰竭的重要病理基础。该病毒感染还累及多个脏器病变，特别是淋巴造血损害和免疫异常可能在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脏器病理病变和体内病毒分布观测结果，卞修武牵头撰写和制定了新冠肺炎病理学改变的专家共识，全文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规范中病理学内容的空白，并将向WHO推荐。同时，把病理结果第一时间共享给临床专家，为抗疫策略和措施提供了直接证据与建议。

卞修武表示，通过本次疫情中的尸检工作和病理学研究，积累了一系列生物安全条件下的病理平台诊断体系构建经验，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病理学发展中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些短板问题。为此他建议，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学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总结和推动形成新冠肺炎病理学国际共识和诊断指南。在尸检结果和重要发现方面要集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新冠肺炎防控方面病理工作的国家行动。以尸检发现为基础，结合临床科学问题，加强新冠肺炎的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