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科学诞生之日起，科技伦理便是科学文化内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通常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包含价值理念和体现价值追求的行为规范。“文化”反映的同样是对于值得提倡和仿效的观念、行为的社会选择和历史积淀，因此伦理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

科技伦理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理性实践的结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伦理观念、社会文化的演变。近代科学技术是伴随着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的兴起和传播而崛起的，通过发现和应用新知识为人类谋幸福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原动力之一。

1627年，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新大西岛》中就畅想，科技发展的目的是充分解放人类自身，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此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科技伦理逐渐成为学术界、管理者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科技伦理成为当代全球议题

核武器的出现及使用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讨论。起初，科学家团体探讨核战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之后，参与主体与议题逐步扩大。 “寂静的春天”让人们反思化学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切尔诺贝利、博帕尔等事故，以及臭氧层空洞、气候变化、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议等让科技伦理反思成为全球议题。进入21世纪，基因技术、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试探着伦理的底线，开始触及人类学、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层面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科技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渗透进人类社会，甚至对政治、文化等产生深刻影响。当科学技术的探索与应用符合伦理规范，被引导至向善、负责任的方向，会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提升。倘若科学技术探索和应用打破了伦理底线，则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在科技发展浪潮之下，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视。联合国于1975年通过《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指出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世界发展和人类完善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通过了《科学与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强调科学道德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美国、欧盟、日韩等也持续加强立法与监督，建设和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例如美国自1995年后逐渐形成了国家伦理委员会建制。

我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意义重大

我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也存在紧迫性和必要性。一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到我国更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繁荣。二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需求。三是全球科技治理之中，科技伦理是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个别伦理失范事件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敲响警钟。例如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起学界哗然，舆论轰动，更引发了全社会对科技伦理问题的高度关注与警觉。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建立良好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倡导科技向善发展、负责任发展。

我国政府和科技界高度关注科技伦理治理问题。1988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推动发布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2003年会同卫生部发布《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国务院2007年发布《人类器官移植条例》；卫生主管部门2007年和2016年发布和修订《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提上新高度。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在此背景下，2022年3月《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出台，为新时代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指明了方向。

四方面发力为新时代科技文化铸魂塑形

当前，科技创新的组织和形式产生了深刻变化，引发科技伦理新动向。一方面，传统的科技伦理问题仍待解决。另一方面，科技伦理问题进入了更加深入细微的层面，更多的新技术参与到科技研发活动中，为科技伦理带来新变量。应科技伦理治理新形势变化，我国可从4个方面发力，全面推动科技伦理的敏捷治理、前瞻性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为新时代科学文化铸魂塑形。

一是重视价值引领，突出科技向善理念。汇聚共同价值观，提升中国科技界价值凝聚力，推动科技界形成良好的科技伦理氛围。二是加强伦理规范和制度建设，强化学术共同体的伦理规范性。各学科领域学会、协会依据中央关于科技伦理治理的精神，根据具体问题进行细化，形成各自领域的伦理指导准则并落实为可行性路径。三是厚植科学文化土壤，推动公众理解关注科技伦理问题。加强宣传阵地建设，以多样性的科学传播渠道、平台和形式推动公众理解科学和科技伦理，使科学文化融入社会文化的精神内核。四是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加强对外科技交流，积极设置议题，推广中国经验，参与科技伦理国际交流合作，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